当2020年东京残奥会的圣火在延期一年后终于点燃时，全球目光聚焦于赛场上运动员的拼搏，却鲜少有人知晓，为了这场盛会的安全举办，日本的公共卫生系统经历了怎样的重塑。

　　大型国际集会，向来是主办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压力测试——数百万来自不同国家的参与者在密集空间内流动，不仅可能输入罕见传染病，还可能因密切接触引发聚集性疫情，一旦应对不当，不仅威胁赛事运转，更可能损害主办国的国际声誉。

　　日本作为公共卫生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，在筹备东京2020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，并未满足于现有体系，而是以赛事为镜，系统性地暴露并弥补了传染病防控的短板。

　　其采用的“三步法”（风险评估→系统强化→多方演练）不仅保障了赛事期间的公共卫生安全，更推动了国家传染病防控能力的长效提升。对于感染科医生而言，这场跨越数年的筹备实践，恰如一本鲜活的教科书，揭示了如何将短期应急措施转化为长期公共卫生能力的智慧。

　　2017年，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（NIID）启动了针对东京2020赛事的首次传染病风险评估，如同为即将到来的“战役”绘制敌方地图。评估将风险分为四类：

　　重症风险：中东呼吸综合征（MERS）等疾病虽罕见，但一旦出现可能导致重症甚至死亡；

　　最终，麻疹、风疹、侵袭性脑膜炎球菌病（IMD）、MERS和肠出血性大肠杆菌（EHEC）被列为“五大重点防控疾病”。

　　a2020年东京奥运会结束后仍然存在的方法。VPD：疫苗可预防的疾病。IMD：侵袭性脑膜炎球菌病。中东呼吸综合征：中东呼吸综合征。甲型/戊型肝炎：肝炎

　　甲型肝炎、艾滋病毒/艾滋病：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/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。EHEC：肠出血性大肠杆菌。

　　以麻疹为例，日本虽在2015年已宣布消除麻疹，但2019年仍因输入病例引发局部暴发，而赛事期间预计将有大量未接种疫苗的外籍人员入境，风险不容忽视。更棘手的是，现有监测系统主要针对已知传染病，对“未确诊的严重传染病（USII）”几乎束手无策，这类疾病可能是新发传染病的早期信号，却因缺乏诊断标准而难以识别。

　　针对评估发现的漏洞，日本政府并未采取临时应急措施，而是从制度层面强化或新建系统，确保赛事后仍能持续发挥作用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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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对于麻疹、风疹和IMD这三种疫苗可预防疾病，日本突破了“仅建议不强制”的传统模式，由政府主导开展针对性接种：

　　·麻疹和风疹：聚焦与外籍人员接触频繁的群体，包括奥组委工作人员、旅游业从业者和民宿经营者，通过workplace接种、社区宣传等方式提高覆盖率；

　　·IMD：鉴于日本医护人员对该病认知不足（年发病率仅0.028/10万），东京都政府为赛事指定医院的医护人员免费接种脑膜炎球菌疫苗，由奥组委提供资金支持。

　　这是日本首次在大型赛事中由政府主导疫苗接种，为后续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群体免疫策略提供了范本。

　　传统监测依赖明确的病例定义（如特定症状或实验室结果），无法捕捉“原因不明的严重感染”。2019年，日本厚生劳动省将原有症状监测系统升级为USII监测：即医疗机构发现“发热+严重症状（如呼吸困难、意识障碍）且无法用已知疾病解释”的病例时，需在24小时内上报。公共卫生部门接到报告后，可启动NIID的实验室紧急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。

　　这一系统在COVID-19疫情初期发挥了关键作用，成为日本最早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“预警雷达”。

　　为应对入境旅客激增，日本在2015年就开始扩充海关、移民和检疫（CIQ）人员，至赛事前新增约3000名工作人员。针对结核病等隐性感染风险，还讨论并推动了对高风险地区入境者的预检计划，实施过程中，虽因国际旅行便利化需求有所调整，但为后续跨境传染病防控积累了“分级管理”经验。

　　2018年起，NIID每月发布《输入性传染病监测报告》，汇总日本境外流行且可能输入的传染病趋势（如东南亚的登革热、非洲的黄热病），并附临床诊断要点。这份报告不仅供医疗机构参考，更成为感染科医生更新知识储备的重要工具，填补了“国际疫情与本土诊疗”之间的信息鸿沟。

　　传染病的跨区域传播常因行政壁垒导致响应延迟，日本则利用2019年橄榄球世界杯的经验，为东京2020搭建了地方政府专属信息共享系统：各都道府县的指定卫生官员可每日查看全国范围内“五大重点疾病”的新增病例（去标识化数据），无需等待正式公文流转。这一系统在赛事期间实现了麻疹疑似病例的跨市追踪，使密切接触者排查时间从平均72小时缩短至24小时。

　　2018-2019年，东京都社会福利与公共卫生局（BSWPH）主导了多轮跨部门桌面演练，模拟场景包括“运动员村暴发麻疹”“机场发现MERS疑似病例”等。参与者涵盖NIID、厚生劳动省、奥组委、赛事场馆所在市政府等12个机构，通过角色扮演暴露了三大关键问题：

　　奥组委与公共卫生机构的信息传递流程不明确，曾出现“疑似病例报告延迟4小时”的模拟漏洞；

　　演练后形成的《应急响应手册》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边界和沟通节点，例如规定奥组委医疗站发现疑似病例后，需同时向BSWPH和NIID报告，前者负责现场处置，后者负责实验室确诊。这种“分工不重叠、协作不脱节”的模式，为后续COVID-19疫情中的快速响应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2020年初，COVID-19的全球蔓延迫使东京2020延期，也让原有的准备工作面临“压力测试”。日本政府在保留“三步法”核心框架的基础上，新增了四项针对性措施：

　　奥组委发布的《防疫手册》详细规定了所有参与者的行为准则：每日健康申报、赛事期间闭环管理、出现症状后立即隔离等。与常规建议不同，这些条款具有合同约束力，违反者可能被取消参赛资格。这种“将公共卫生要求转化为赛事规则”的做法，显著提高了执行效率——赛事期间健康申报率始终保持100%。

　　奥组委成立“传染病控制中心（IDCC）”，东京都成立“健康卫生支援东京分支（TokyoHHB）”，两者合署办公，每日召开包括NIID、厚生劳动省在内的多方视频会议。IDCC负责赛事相关人员的病例管理，TokyoHHB衔接地方公共卫生系统，避免将压力转移给已超负荷的基层医疗。例如，一名外籍教练确诊后，IDCC负责其隔离酒店协调，TokyoHHB则追踪其在东京的社会活动轨迹，实现“赛事内+社会面”的双线防控。

　　对所有参赛人员实施“入境时+赛前3天+每日”的多轮核酸检测，在运动员村设置24小时检测点，结果周转时间控制在6小时内。一旦发现阳性病例，IDCC的流调团队（由NIID培训的30名专业人员组成）可在2小时内完成接触者判定，这得益于赛前演练中打磨的“轨迹数字化追踪”工具——通过赛事APP记录的活动轨迹，快速定位同乘班车、同场训练的密切接触者。

　　为避免挤占本土医疗资源，奥组委与10家赛事指定医院签订专属协议，预留20%床位用于传染病救治，并配备专用CT和PCR实验室。NIID还为这些医院培训了50名“赛事传染病专员”，确保COVID-19与其他传染病的鉴别诊断准确率达95%以上。

　　东京2020的筹备并非“为赛事而临时搭台”，而是将传染病防控需求融入现有体系。例如，USII监测系统在赛事后成为日本新发传染病监测的常规手段，2023年还通过该系统发现了首例输入性猴痘病例；跨辖区信息共享平台则被用于季节性流感的区域联防联控。这种“应急措施制度化”的思路，避免了资源的浪费，实现了“一次投入、长期受益”。

　　大型赛事的传染病防控涉及政府、赛事组织方、医疗机构等多方，日本的经验显示：

　　提前嵌入：在奥组委成立初期就派驻公共卫生专家，避免后期“外行人指挥内行人”；

　　信任积累：桌面演练不仅是流程磨合，更是各部门建立信任的过程，这种信任在COVID-19等突发情况下转化为高效协作。

　　东京2020残奥会的传染病准备工作，最终超越了“保障一场赛事”的范畴，成为日本公共卫生体系升级的“催化剂”。从USII监测系统的常态化运行，到跨部门协同机制的固化，再以赛事为契机，完成公共卫生防控体系的究极进化。这些变化印证了一个道理：重大事件带来的不仅是挑战，更是推动系统变革的契机。

　　对于即将举办大型国际活动的地区而言，日本的“三步法”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——风险评估要“准”，系统建设要“实”，协同演练要“真”。而对于感染科医生，这场实践的启示在于：我们不仅是病床前的救治者，更应是公共卫生安全的守护者，在临床诊疗与群体防控之间架起桥梁，让每一次应急准备都成为提升体系韧性的基石。